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是发迹的起点，但背后的原因却至今鲜为人知。其实，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任命是被迫的，蒋介石能够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是斯大林的支持。
一、蒋介石的出师不利
蒋介石出任校长并非一帆风顺。
（一）鲍罗廷的提议。最早建议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是鲍罗廷。“1923年11月2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就积极支持蒋介石出任校长一职。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位能信任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1]这一提议起码表明：当时鲍罗廷到广州才一个多月，显然对蒋介石早已注意；其时蒋介石正在苏联访问，能够受到高规格接待看来并非仅仅是因为代表孙中山的原因。
（二）蒋介石的出走。蒋介石在大陆时有个不经意的重要习惯，就是每逢重大事情需要决断，总爱回老家溪口住上较长时间以安静思考做出抉择，例如三次下野以及西安事变后等莫不如此。当时刚从莫斯科回国的蒋介石就不合逻辑地返乡一个月而不去广州向急于了解情况的孙中山汇报。
蒋介石当时的新婚妻子陈洁如回忆说：“介石在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12月15日抵达上海。虽然他深情地对我问长问短，而且似乎满心喜悦，但我可感觉得到，他有心事。”[2]蒋介石的“心事”严重到竟然无法掩饰，以致半个多世纪后的陈洁如依然印象深刻历历在目。另据《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载：“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淞口，九时，抵沪埠。午后，访张静江。三时，趁江天轮归甬。”蒋介石急“访张静江”显然与其“心事”有关。12月20日，廖仲恺从上海致电蒋介石：“鲍君有事与商，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22日，廖又催促：“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26日，廖再次催促：“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3]鲍罗廷也心急火燎地再三要见蒋介石，显然也与蒋介石访苏归来的“心事”有关。
12月27日，张静江致信蒋介石：“以兄私意，似不宜再缓。”[4]此时正是孙中山酝酿黄埔校长人选之际，蒋介石显然听从张静江发出的信息，于1月16日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
当时蒋介石的行动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有心事”；惟与张静江商量；鲍罗廷“必问”。其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蒋介石在溪口的反常行动中也许可见一二：“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读武侯出师表，为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耀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5]可见蒋介石当时求神拜佛的“心事”与是否“出师”有关。由于蒋、张、鲍关系之异常与密切在随后的整理党务案中显露无遗，因此不难断定这三人的密商也必与蒋的“出师”有关。
（三）孙中山自任校长。1924年1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返乡研读“出师表”之时，谭平山与鲍罗廷的一次谈话透露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人选问题：“决定孙中山本人担任这个学校校长，而副校长由蒋介石担任。但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正式解决。起初想要蒋介石当校长，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要孙当校长。现在您来了，就必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而我们必须加速进行这个工作。”[6]谭平山的谈话表明三点：鲍罗廷对校长的人选非常关心；孙中山对蒋介石有所顾虑；希望鲍罗廷发表意见。1月24日，孙中山只任命其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就是说即便鲍罗廷参与“必须加速进行”的“研究”，依然没有改变孙中山的决定。“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7]正如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所言：“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8]蒋介石尽管有鲍罗廷的支持，但依然是“出师不利”。
二、孙中山的委曲求全
孙中山最后却不得不“改变主意”让蒋介石当上黄埔校长。
（一）蒋介石再次出走。查蒋介石1924年1月24日主政校筹委会后的举动似乎并无异象。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15日偕邓演达往石井视察兵工厂。“黄埔刚开设时即无军械……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枪五百支。所以日后蒋介石不仅可以夸言‘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黄埔一期学生约五百人，而同数的步枪，也是他第一笔本钱。”[9]可见蒋介石当时还非常积极地解决军校学生缺少枪支的难题。17日，蒋介石赴肇庆参观西江讲武堂，并对学生发表长篇演讲，其中提到他重点关心“二种计划，一为在兵工厂创设炼钢厂，一为开办军官学校”[10]。却不料在21日突然向孙中山请辞。23日，孙中山“批蒋中正函”：“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11]但蒋介石执意离去。
（二）第一波“劝蒋”电报。蒋介石似乎莫名出走后，孙中山发动了第一波劝蒋回归的电报。2月25日，廖仲恺应孙中山要求致电蒋介石促其返粤，邓演达奉命前往劝说。2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函蒋介石“切劝”。28日，胡汉民致电蒋介石“驾过沪匆匆即行，未及晤谈，至相念也”。[12]29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13]不悦之情跃然纸上。
（三）第二波“劝蒋”电报。在孙中山29日的电报后，频繁的“劝蒋”电报突然中断了近两周。3月10日，廖仲恺又开始致电蒋介石促返：“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14]15日，孙中山致电胡汉民令其找到蒋后同返，17日、18日致电蒋促返。此后促蒋速返的电函变得连篇累牍：17日、21日、24日、30日是廖仲恺；17日、19日、24日、26日、28日是胡汉民；23日是戴季陶；31日许崇智抵奉劝蒋；4月1日、3日是廖仲恺与李济深。蒋介石14日偕许崇智离沪，21日到广州见孙中山，26日入黄埔视事。两波电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四）孙中山的任命。5月2日，孙中山一改初衷发布命令：“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5]“既没参加国民党‘一大，也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也不是中央部委负责人的蒋介石，却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6]“尽管许多传记渲染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但有一点很明显，孙中山从来就未认真考虑蒋介石的建议，也未将他当做自己的知心朋友。”[17]
三、斯大林的支持
（一）斯大林的食言。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18]但在此后的一年里苏联完全食言。国民党“一大”后不久，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长篇秘密报告中对孙中山做出了全面评估，认为孙中山是头喂不饱的“老狼”，“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19]
（二）斯大林的兑现。1924年3月20日，就在蒋介石第二次出走返回广州之日，斯大林突然决定把一年前拖欠的200万资助一次性付给孙中山，同时还决定增加武器供应。同一天，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长。”[20]两个决定发生在同一天不是巧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前者以援助的兑现换取了后者的让步。
（三）黄埔军校性质的改变。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5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的军校。”[21]可见苏联最初设想的黄埔军校只是“内部军校”。但从苏联的第一批武器到达起，黄埔军校就成了野战部队的军校。在孙中山逝世后一周，苏联就立刻全面加强对黄埔军校的援助。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伏龙芝、契切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后由维经斯基取代）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的执行情况。”[22]
1925年5月7日，斯大林在会议上说：“我建议：1.认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是必要的。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2.为组建部队拨出必要的资金，责成伏龙芝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最后确定为此拨出的补充资金的数额（约50万卢布）。3.为同样目的拨出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23]
1925年5月29日俄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契切林同志说，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目前这笔经费已经花光。”“我们预定发运：给广州：9000支步枪（已在途中）、95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100挺带子弹带、弹盒和小型机器的机枪、10支1000发的掷弹炮。”[24]9月23日决定：“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为3988242卢布的武器装备。”[25]10月7日进一步决定：“现时黄埔军队的人数约为6000人”，“必须建立新的黄埔军队，使黄埔军队的人数达到25000人，加强空军和技术作战手段”。“组成改组后的政府军的坚强核心。”[26]很明显，斯大林其实是要通过武装“黄埔军队”把蒋介石变成“坚强的核心”。
“孙中山去世后，苏联仅在1925年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就有530多万卢布。”“三二○事件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继续支持蒋介石的费用超过320万卢布。”[27]
黄埔军校性质的突然改变为蒋介石的执政奠定了军事实力的基础。
四、蒋介石的选择
（一）出走的原因。理解了蒋介石出任黄埔校长前后的秘密，也就理解了蒋介石当时两次出走的真正原因。
其一，对苏联的青睐难以抉择。蒋介石访俄饱受青睐，鲍罗廷同时在华推崇。这种变化的暗示与后果蒋介石岂能不知。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看，当时的决定显然是静观待变，未雨绸缪。
其二，对苏联的决定难以抉择。鲍罗廷让蒋介石出任黄埔校长的努力失败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援助为筹码直接对孙中山施加压力，并预先告知了蒋介石，具体时间当在蒋介石2月17日的讲武堂讲话与2月21日突然出走之间的几天里。蒋介石再次惊魂，只能不顾一切地离去与张静江紧急磋商。毕竟，当时蒋介石返粤还未满一个月，“摊牌”之迅速完全出乎了意料。
其三，找张静江商量。蒋介石的两次出走都是在第一时间与张静江商量，后者就此参与了前者与苏联的秘密关系，在中山舰事件后达到高峰。“4月30日，即鲍罗廷回到广州的次日，便开始与蒋介石，以及蒋介石的坚决支持者张静江进行了接触。在蒋介石当年的日记中，有他们4月30日和5月1日、7日、12日、13日、14日的会面记载。”[28]张国焘回忆说：“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蒋介石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29]
1926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出师北伐前夕同留守后方的将领们谈话时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应当向两个人请教：张静江是一个，孙中山对张的敬重远超过我们对一贯正确的总理的敬重；另外一个就是鲍罗廷。”[30]可见蒋、鲍、张三人的关系之深。
（二）蒋介石的信。当时的蒋介石想要保命也许就只有接受。就此而言，蒋介石在出走期间连续给孙中山发的长信其实就是标志。
3月2日致孙中山的长信核心内容是力表忠心以求得信任，表白自己对孙“天难不从，无患不共”“为国为党，而又为先生尽力者，殆无其人也！”3月14日致廖仲恺“最后谈话”的信是蒋介石的“出师”宣言，决心要救国民党于“绝境”，要“设法”，要“补救”，要“振作”，要“整理”。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从此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很可能看了蒋介石这封过早吐露隐秘心曲的信，也是廖仲恺后来被刺的主要原因之一。3月25日给胡汉民与汪精卫的长信目的无非有二：以“自述个性”掩饰前两信的露骨与野心；以“与商行止”试探风声。总之，背着孙中山与苏联交易，蒋介石内心当时承受的压力之大和选择之难可想而知，烧香拜佛也就顺理成章不可避免。至于孙中山得知苏联要求蒋介石出任黄埔校长的时间当在3月初，证据就是2月29日后的十天里劝蒋电报的突然空白。孙中山必须给自己留出时间考虑，但除了接受别无选择，此后劝蒋的电报再次密集就是明证。
（三）送蒋经国赴苏。既然选择已决，蒋介石就必须让斯大林放心，于是蒋经国就在节骨眼上来到了苏联。
其一，鲍罗廷推荐蒋经国。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逝世后一周，斯大林就做出决定：“专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31]在中国“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340名，其中30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其中包括蒋经国在内。”[32]毫无疑问，鲍罗廷主要“推荐”的是蒋经国。就时间来看，斯大林开设中山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为了使蒋经国可以不显山水地赴苏，而蒋介石就此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事实上的人质交给了斯大林。确实，斯大林必须尽一切可能地保证蒋介石绝非孙中山。蒋介石也必须尽一切可能地保证自己绝非孙中山。
其二，秘密交易。“一九二四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蒋介石当作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33]据《蒋经国传》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送经国去莫斯科，这个注他不下吗？”[34]据另一本《蒋经国传》的作者1996年5月29日在台北采访陈立夫的记载：“果夫的弟弟立夫当时正在美国留学，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了解蒋介石为什么允许儿子前往苏联——‘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蒋介石在1925年10月1日的日记简单记述：‘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苏联进修。”[35]陈立夫一针见血又明显不屑地指出蒋介石把蒋经国送到苏联其实就是秘密协议。作为当事人的蒋经国后来也必然心知肚明，极可能影响了他一生。但是，虽然上位心切而用儿子押注，蒋介石作为亲生父亲毕竟心有纠结、惆怅和苦痛，因此在蒋经国远行前特地在日记中斟字酌句有针对性地强调“再次提示”和“决定允许”，虽然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之嫌，却也多少可以减轻难言之自责、愧疚和惶恐。就此而言，蒋介石所谓的日记，其实多少就是为了对自己当时的某些可疑行为给后人留下基本失真或真假难辨的注释。至于最初提出这种明显具有江湖特色的“人质”建议之人究竟是蒋介石还是鲍罗廷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随后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援助确实迅速兑现。就此而言，蒋经国作为人质的到位，其实是苏联联蒋政策正式确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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